互聯網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

作者：龍鼎網絡發布時間：2015-10-14 18:28:47瀏覽次數：15386文章出處：晉城自適應網站制作

互聯網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

　　如果把互聯網看成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那么，他的靈魂萌芽于何處?關于這個問題，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解釋，而其答案的迥異，便構成不同的互聯網世界。
　　在美國，《時代》周刊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認為：今天的個人計算機革命和互聯網之所以成為這樣，乃是繼承了60年代嬉皮士精神。在1968年前后，二戰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國青年占領了所有的大學，對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會的厭倦讓他們起而反抗，于是從西海岸開始，爆發了一場以性解放、搖滾樂為主題的嬉皮士運動，“不要告訴我世界是怎樣的，告訴我如何創造世界。”康奈爾大學的這句反抗口號風靡一時。
　　這場嬉皮士運動隨著石油危機的到來，很快劃上了句號。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卻如幽靈一般地難以散去，它長久地在音樂、電影及裝置藝術領域徘徊，而那些吸食過大麻的工程師們則將它帶進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們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術打碎福特·亨利們所鑄造的機器王國。
　　自互聯網誕生以來，網絡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著“自由平等，隨心所欲”的網絡文化與精神，這是一種類似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流行的“嬉皮士”的文化內涵。從喬布斯、楊致遠、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在這些人的身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并不都是傳統意義上的“美國人”，而是來自東歐、俄羅斯或中國臺灣的新移民——無一不流淌著嬉皮士的血液，輟學、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惡”。
　　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是，當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技術被引入到中國的時候，這個國家正在變成一個極端世俗的商業社會。在互聯網的幽靈進入中國的時候，開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即將進入到第二十個年頭，中產階級文化是一個方興未艾的新潮流，在過去的1980年代，試圖改造社會的理想主義曾經如野火蔓延，可是它很快被撲滅，年輕人拒絕關心政治，幾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經商事業，金錢成為衡量成功和社會價值的唯一標準。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如精靈般到來的互聯網被純粹地看成財富創造的兌付工具和商業發展的手段。在第一代互聯網創業者的手中，被當成“圣經”的著作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它們所蘊含的商業樂觀主義與中國社會盛行的達爾文思潮交相呼應，為中國互聯網烙下了難以磨滅的金錢氣質。由嬉皮士精神催生出來的互聯網，在中國可謂“魂不附體”。
　　讓中國互聯網在商業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還有風險投資及納斯達克市場。互聯網公司是第一批被國際資本市場認可的中國企業，新浪、搜狐等企業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有了風險投資的影子，他們在創業后不久便實現了股票上市。緊接著，在“資本鞭子”的抽促下，繼續瘋狂地為擴大利潤而不懈努力。互聯網對它的中國從業者兌現了實現財富的承諾，有兩位年輕人分別在31歲和32歲的時候便成為了“中國首富”。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互聯網與房地產是誕生億萬富豪最多的兩個領域，與后者的灰色野蠻相比，前者被認為是“陽光下的財富”。
　　中國第一代互聯網創業者

　　在商業模式上，中國的互聯網成長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對硅谷模式的一次長途追隨。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現的景象一樣，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們向來面臨這樣的拷問：如何從西方那里獲得新文明的火種，卻又如何在行進中掙脫“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禁錮。
　　幾乎每一家中國互聯網企業都是美國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幾乎所有成功的企業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騰訊歷史上的戰略性產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從QQ對ICQ的克隆，到微信對KiK的跟進，耐人尋味的是，后者很快銷聲匿跡，而騰訊則據此獲得成功。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互聯網人在應用性迭代和對本國消費者的行為了解上，找到了自己的辦法。在騰訊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種種的東西方消費差異，比如美國人愿意出錢買一首歌給自己聽，可中國人則愿意出錢買歌給自己的朋友聽，而根據2011年的一份對比報告，中國網民在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已全面超越美國網民，他們更喜歡分享，更樂意購買虛擬類道具，對網購的熱情也顯然更大，到2014年，中國網購業務量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比例已超過美國四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中國金融行業的長期封閉及懶惰，讓互聯網公司輕易地找到了在線支付和重建金融信用關系的突破口。
　　因此，無論從網民的絕對人數、活躍度還是制度性創新等指標上，中國都是一個比美國更令人興奮的商業市場。到2015年前后，中國互聯網公司在應用性創新上的能力和成就已超過了美國同行，北京或深圳是兩個比硅谷更適合討論互聯網模式的城市。
　　它已經很好，但它應該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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